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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游会体育说好的人口暴增5000万?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我们的未来该多难?

  九游会体育9年前,人口专家夸下海口,声称我国新生人口总数将会在十年内逼近5000万。事实却是,今年的人口却出现了61年后的又一次负增长。

  对单身的年轻人催婚,对结婚的年轻人催生,对已经生了一个孩子的夫妻,则催生二胎乃至三胎,催生催婚,仿佛成了中国家庭的主旋律。

  维持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宣告终结之后,生育似乎成为了中国热的头等大事。从官方到民间,鼓励生育的宣传口号络绎不绝。

  可事实上,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却一直在降低,许多年轻人直接放话称“儿孙自有儿孙福,没有儿孙我享福”。

  不婚,不育,过更自由的人生,尽可能抛却因社会关系而赋予的责任,这样的观点,已经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共识。

  放开生育政策时,专家预测,理想情况下,适龄人士响应国家的二胎号召,在9年之后,中国人口就能暴增5000万。

  当然他们也知道,这只是理想状态下的真空预测。鸡零狗碎的现实生活,哪儿来的理想状态。

  常规状态下,人口增长都一定会出现疲软期。更别提,我们遇到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。

  2020年开始,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九游会体育,我国新生人口数量出现明显的下降,而且幅度很大。与此同时,因为年龄、疾病、意外等情况死亡的人数又在不断增长,速度同样很快。

  人口的少量出生和大量死亡,自然会导致2023年的人口负增长。而这,是61年来的我国人口重大拐点。

  而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又非常严重,劳动人口创造的价值无法完全覆盖老龄人口需要的福利,这便大为加重了国家的压力。

  在无法确保劳动人口数量的情况下,政府只能延长单个劳动力的劳动时间,增加劳动价值的产出。

  劳动力市场如今还处于相对饱和的状态,企业营收水平下降的情况下,劳动者们的报酬会被压缩。

  到手的钱变少了,工作的时间变长了,未来的生活看不到希望了,在这样的情况下,年轻人们就更不想生孩子。

  “不想让我的孩子重复和我一样的辛苦生活,不想把我的孩子逼成又一个没有灵魂的打工人。”这也成为了年轻人们的心声。

  新生儿数量减少,然而经济市场存在的问题还会不断加剧,政策又只能再次做出调整,这样一来,恶性循环便出现了。

  归根结底,困扰着年轻人的还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——金钱。钱能买到奶粉,买到优质的教育,买到高水准的医疗,买到很多孩子成长必需的东西。

  2022年,《中国生育成本报告》做过一个粗略的估算。一个正常的家庭,以合格的标准把一个孩子养到17岁,需要花费48.5万人民币。

  而这还只是平均水平,代表着对孩子最基本的养育成本。如果父母对孩子有更高的要求,那付出的成本则远远不止48.5万,而是会成倍增长。

  一个孩子婴幼儿时期使用的纸尿裤、奶粉,儿童时期使用的绘本、玩具,学生时期的教育费用,以及各种兴趣班辅导班,这些都需要用钱来堆积。

  谈钱或许是俗气的,但却也是不得不直面的现实。至少对于消费观念已经转变成享乐为主的年轻一代来说,育儿成本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。

  既然无法做到给孩子更好的生活资源,那他们索性放弃生育,其实这样,既是对“未出生的下一代”负责,也是对自己人生的负责。

  这些年来,全国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,有多少年轻夫妻掏空了两个原生家庭的所有积蓄,也只能勉强负担新房的首付而已。

  此后至少10年,甚至30年,他们都必须化身房奴,每个月承担着不菲的房贷,辛辛苦苦地生活,精打细算地花费每一分钱,只为了在大城市有一个自己的家。

  当房价压垮了无数个中国人的脊背时,放弃生育,或者暂时放弃生育,也成了无数个家庭无奈之下的妥协。

  我国虽然有不少针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福利政策,但针对一些危急重症,国家能够给出的分担风险的措施还是十分有限。

  看病难,看病贵,“活着”已经成为了宏大而艰难的命题。既然如此,人们又哪里还有意愿生下同样要面临这些风险的孩子呢。

  生儿育女,这本质上来说,就是一项长期的风险投资。生育之后的生活具有太多不确定性,而不确定就意味着危机四伏。

  习惯了规避风险的年轻人觉得,与其小心翼翼,不如一开始就掐灭那些风险发生的可能。

  而北欧发达国家的医疗福利情况,就决定了他们的高生育意愿。在瑞士、挪威等国家,全民免费医疗的政策早就已经出台,儿童医疗教育福利也同步跟上。

  所以这些国家的国民不必个人承担社会分享,在国家分摊的情况下,他们便有了更多的进行风险投资的勇气。

  因此,近年来,北欧部分国家的生育率在持续上升。当然,全民免费医疗,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几乎不可能实现。

 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这句话对一个宏观的社会来说非常适用,对于每一个微观的个体来说也同样适用。

  正是因为理想化的世界并不存在,专家做出的理想化预测才会遭遇滑铁卢。而且不得不说,考虑让中年人士生育二胎,这本身也是不考虑现实风险的想法。

  一个高龄产妇,需要面对太多太多的风险。她或许不能平衡自己和腹中胎儿的营养分配,或许无法承受激烈的妊娠反应,或许无法闯过生育时的难关。

  当医疗技术无法为每一个高龄产妇提供90%以上的安全保障时,社会便很难指望大多数中年女士生二胎,甚至是生三胎。

  抛开客观的经济和医疗环境不谈,现有的社会状态,也在持续压抑女性的生育欲望。

  2020年,有关部门公布了一个对于研究人口增长问题很有意义的数据。近三年来,女性的终生不育的比例超过了10%。而且2020年以后,这一比例还在持续上升。

  有媒体做过街头采访,随机访问25-35岁的年轻女性,询问她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情况。

  一位30岁左右的女士说,她自己目前是无孩状态,和丈夫也达成了大概率丁克的共识。对于他们来说,孩子是工作的拖累。

  她和丈夫都是高学历人才,分别在大平台就业,但本身足够优秀,却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,生怕稍有懈怠被挤出用人单位。

  谁也不愿意放弃自己辛辛苦苦积累的事业资源,所以他们只能为了工作而放弃家庭。

  这位女士所在的公司规模不小,也推出了对女性员工的生育保护政策,禁止辞退孕妇。

  可是,怀孕甚至生育后,大概率会有薪资下降的阶段。经济收入减少,会降低她的安全感。没了安全感,她就更不愿意考虑生育问题。

  家庭支出的增长,怀孕和育儿的成本逐年提升,让包括她在内的很多女性对生育望而却步。

  针对如今严峻的人口增长情况,社会研究和人口分析专家,也提出了一些有效建议。

  他们认为,喊口号或者洗脑式的宣传,对于年轻人来说根本没用。要想提高生育率,那就必须做实事。

  比如为家庭开放产检绿色通道,增加一部分免费产检项目,降低怀孕带来的成本支出,从经济上解决家庭的难题。

  同样可以考虑的经济措施,还有增加育儿津贴的发放,为产妇和新生儿提供更有力度的生活及医疗补贴,扶持教育类基金会的发展等。

  而在政策层面上,国家也可以调整劳动法当中的部分内容,增强对于女性职场就业权益的保护,尤其是涉及到怀孕生子的问题时,确保企业不会因为某些问题而开除孕妇。

  从每一个家庭的痛点出发,从个体的角度考虑,用政策保障和人文关怀温暖生育主力军,或许对提高生育率有一定作用。

  只有增加新生人口,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才有动力。希望国家和人民能早日摆脱这个问题。